慈善公益报(本报记者 钟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纵观历史，考量现实，展望未来，“向上向善的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正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基因、人文根脉与精神魂魄。

中华慈善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亦是最人道、最坚韧、最持久的部分，早已嵌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成为支撑文化自信、激发文化活水的支柱与源头之一。

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慈善不仅是一种救人于贫困危难的仁义之举，更是一种贯穿于民族人心的仁德文化，虽有跌宕起伏却从未息止。

时代发展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植根的一片沃土。而作为其中亮丽温馨的一枝，中国慈善事业也正在积蓄着自身日益强大的生长力与召唤力，引得无数慈善文化理论研究者与务实工作者为之耕耘播种、培土育苗，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开花结果。

回望来路 ——

寻找薪火传继的慈善根脉

就任何一种文化、一种事业而言，来路往往决定着它的走向。对中华慈善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从来离不开对历史的解剖与重读。深入探寻慈善文化的由来，正是对慈善文化的现实性与未来性进行分析判定的基础。唯有从对丰富历史资源的探究与考证中才能找出普适性规律，指导慈善事业的未来之路。

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在5月9日于《慈善公益报》发表《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慈善之事可以追溯至古时荒政，亦散见于历代官宦奏章、文人载录和志书典籍。不过，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当是近代学科体系形成与细化的产物，亦与灾祸频仍而亟待救助的近代中国民生困境紧密相连，从而渐为学界同仁所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和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之一。“慈善”无论是作为概念、理念以及实践，则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始终。河北师范大学王文涛教授在其所著《“慈善”词源考》中指出，“慈善”合成使用的最早记录出于约3世纪翻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但慈善思想则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仁”“义”以及衍生出来的“仁爱”“布施”“义行”“行义”等都是与“慈善”意义相近的合成词。说明在语源学意义上，“慈善”一词在其产生时期即包括了物质救助与劝人为善的功能。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4月25日于《慈善公益报》刊登的署名文章《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中指出：“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慈善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儒、道、墨、佛等主要文化血脉中，包括了丰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与此同时，出现了以官办慈善为主，民间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团慈善为补充的多种形式的中国古代慈善实践。”

宫蒲光在文中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特色作了5点概括：一是慈善文化多元一体。史上虽各家各派表述不同，但义理相近，精神同源，皆含有舍己为人、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等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二是慈善深受仁政影响。推行仁政的民本理念孕育了中国传统慈善的思想理论基础，它不仅是历代统治者设立各类慈善机构的思想渊源，也铸就了中国官办慈善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三是慈善体现差序格局。由于亲缘、地缘、经济、政治、知识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由近及远”的人际亲疏关系，反映了在儒家纲常伦理观念下形成的家族慈善的普遍规律。四是慈善突出扶弱济困。中国传统慈善均强调“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的指向是社会弱势和特殊困难群体。

五是传统慈善人治色彩浓厚。除官办慈善属于“仁政”之外，宗教慈善、宗族慈善和社团慈善等民间慈善均为自觉自愿的社会行为，缺少法律规范和国家制度约束。直到民国时期，1914年制定的《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才开启了中国现代慈善法制的历史。

周秋光文中指出：“观览民国时期各界关于慈善事业的讨论，大多为当时人写当世史，围绕现实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而展开，较少撰述分析历史时期慈善事业，亦即缺少史学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史研究并未成长为一门史学分支，而是依附于荒政史和救济史等领域，研讨内容也多半是临时性应急章节，缺少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他认为，中国慈善史研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渐成学术体系，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把握脉搏 ——

回应慈善事业的现实呼唤

宫蒲光日前在接受《慈善公益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变。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为慈善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也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随着建立健全三次分配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被提上国家日程，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加站位靠前，再上台阶，成为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角色，同时在自身建设与发展上产生深刻改变。

6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发展新时代慈善事业》，提出慈善事业亟需解决的4个现实问题：

一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发展新时代慈善事业，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较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的现代慈善组织，发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的骨干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做大做强慈善服务。要完善和落实激励政策措施，补短板强弱项，鼓励慈善组织和机构开展扶老助残、恤幼济困、助学助医等公益帮扶活动，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共同兜住筑牢民生底线。

三是要加强慈善监督和管理。保证慈善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四是加大慈善法的宣传力度。加强慈善教育和慈善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公众对慈善的认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慈善、理性参与慈善。

选择未来 ——

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

近些年来，“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正日益成为慈善领域的最重要的主题。

2021年10月17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联合会、临沂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华慈善论坛(2021)”在山东临沂市举行，论坛主题即为“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

宫蒲光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必须根植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之中，才能茁壮生长、枝繁叶茂。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话语表达，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是决定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理念与根本指导。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核心要素在于：一是要树立自信;二是要明了大局与全局;三是要尊重中华慈善文化;四是要改善政慈关系;五是要步入法治化轨道。

不久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特色慈善之路”首场座谈会召开。会议就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精神内核、功能定位、法治实践等展开深入讨论并取得共识：中国之善的根是“公”，中国崇尚的价值观是“天下为公”，这是中国慈善与西方慈善的本质不同。会议认为，基于慈善事业的丰富实践，中国正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之路。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慈善研究院、大东吴慈善文化研究院等纷纷就这一主题举行论坛及研讨活动，其学术热度及社会关注度还将延续下去。

认识与理解中国慈善文化首先要从中国历史的维度入手，这是认识论的根本所在。慈善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出入相扶持、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正是这些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慈善生活图景，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骨髓。但同时，认识与理解中国慈善文化也要从世界文明的维度着眼，以他人为鉴明晰自我。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认识现代文明，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并由此走向方向正确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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